兩岸三地一中文

 

 

 

 

 

*香港『探索跨越疆界寫作的秘密』論壇

 

 

 

 

 

陳冠中

 

 

 

 

 

跟兩岸三地的朋友交談，常常感到三地慣用的詞有些是不一樣的，挺有意思。

 

 

譬如：香港的民間粵語，常用一個「搞」字，有冇搞錯、搞掂、搞搞震，而大陸官方用語有一陣子也用「搞」，搞革命、搞生產、搞男女關係。倒是台灣人好像是本來不怎麼搞的，可能正是如此，台灣音樂家羅大佑在九十年代移居香港後，大概整天聽到香港人搞這個搞那個，遂想出「搞搞新意思」這樣的歌詞，這用法並不是香港固有的用法，但香港人也樂於接受，可見我們多喜歡搞，或搞搞。

 

 

能廣為流傳的方言用詞大概反映了地方的特色，特別是地方的強項，譬如早就流行全國的廣東話是「生猛」，反映廣東人的愛吃，特別是吃海鮮。現在大陸有些年輕人學周星馳說「我走先」，也反映香港電影一度的強勢。

 

 

政治中心的強勢當然也起作用。譬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說「與時俱進」，前香港特區首長董建華就在施政報告說「與時並進」，現國家主席胡錦濤說「以人為本」， 董建華就在施政報告說「以民為本」，有創意吧！

 

 

北京人很喜歡說：是嗎？譬如我說：你叫我辦的事，我辦好了！北京人會回應一句，是嗎？他並不是在懷疑我。但是大陸許多地區不習慣說「是嗎」？他們喜歡說「真的」？台灣人就特愛說「真的」，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北京人對著台灣人說「是嗎」？說不定有些台灣人會以為北京人在懷疑他。有時候語言引起誤會還真容易，是嗎？真的。

 

 

英國反諷名作家王爾德有兩句名言，第一句是「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裂的兩個國家」。第二句更清楚：「我們英國人現在其實一切跟美國人都是共通的，當然，除了語言」。

 

 

當然，就是搞笑之言，英美的英文再不一樣，也沒有互相看不懂。兩岸三地中文情況也接近：不完全一樣，但也不會完全看不懂。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搞電影，香港電影都有中文字幕的，那時候台灣市場很重要，除了國語版請香港說國語的北方人配音外，字幕也是請那些操國語的中文比較好的香港北方人，把粵語對白改寫成國語字幕。我們以為做得很周全了，但後來我才知道，台灣連說國語的外省觀眾都一直覺得我們香港電影裡的字幕有點怪怪的，原來香港說國語的人的標準中文跟台灣說國語的人的標準中文已經是不一樣的。

  我常發現用中文寫作的香港人，心裡面往往有個陰影，怕自已的中文不夠標準、不夠正宗，過去更曾經有學者拿這來說事，鼓吹所謂純正中文。香港不少文化精英很努力的想把自己的中文純正化，因此也最焦慮。大陸台灣固然也會試著規範中文，但只是為了用字符號的標準化，而不是懷疑自已的慣用中文是不正宗的。相反，它們都認為自已才是正宗的，結果，看看兩岸應該是最規範的書面語，那些公文，官方文句，還真的不太一樣。

 

 

  香港的作家是挺可憐的，你看看許多香港的小說，裡面的人物明明是當代香港人，但他們的對白，基本上是白話文國語普通話，而不是現實生活裡他們身份應說的生猛廣東話。

 

 

  這方面北京作家心裡最踏實。那些寫現在的北京的小說家，把北京的流行話語都寫在小說裡，從來沒想過其他地方的人看不看得懂。老舍這樣做，叫京味、到了王朔叫新京味。有一次我說，你們北京作家多幸運，說得出就敢寫，別人看不懂就得學。他們說，還真沒想過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可憐地方上的中文作家，要在上下文自明的情況下，在想像的標準中文書面語之下，加點特色方言俗語，作為風味點綴。對地方作家來說，寫作中的方言俗語只能適量，多了其他地區讀者就看不懂，有點像改良過的地方風味菜，太原汁原味倒怕別地方人不愛吃。 

 

 

不過，在上世紀白話文建構之初，卻對方言文學另有期許。當時有人說：

 

 

「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份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著這一點歷史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白話文的創導者胡適(《吳歌甲集序》)。   

 

 

甚至到了1930年，胡適還在替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寫序，他說：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

 

 

  他又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裡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裡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裡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們國族的白話文國語倡導者竟如此肯定地域特殊主義，實在不可思議，原來白話文要替代的是文言文，而不是針對方言，並且方言是被認為可以豐富白話文和國語寫作的。

 

 

胡適對方言文學的肯定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對方言文學寄望過高，方言文學在中文文學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如胡適所料的扮演重大的角色，國語白話文文學是遠蓋過方言文學的，方言連對白話文寫作的影響，也不如文言文，恐怕還不如日本翻譯新詞和歐化翻譯語體。但有一點可看到，在胡適1930年的觀念中，白話文和國語並沒有一種不變的標準，沒有預設一種其他人只准模仿、學得最像者得最高分的所謂正宗中文。胡適所持的是一種動態發展觀，期待著中文的演變。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覺得有責任將胡適認為「是蘇州土話的文學的第一部傑作」的《海上花》，改寫為國語。她在「譯者識」裡說：「全部吳語對白，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個，沒人敢再蹈覆轍 ……」。

 

 

全部吳語對白，沒人敢再蹈覆轍，可見那怕是最傑出的方言小說，要讓更多人接受，還是要翻譯成國語。

 

 

不過張愛玲還帶著跟胡適一樣的一廂情願，她竟說：「……粵語閩南語文學還是生氣蓬勃，閩南語的尤其前途廣闊，因為外省人養成欣賞力的更多。」 

 

 

張愛玲是中文寫作的大家，卻對方言文學有著錯愛，只是她也完全高估了地域方言閱讀的習慣，事實上，雖然台灣有人提倡土語寫作，但粵閩方言文學怎麼看都說不上生氣蓬勃。

 

 

全部用方言寫作，譬如用香港粵語寫作，別地區人不說，連香港人也看不懂，除非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念，但這違反了閱讀習慣和效率，甚至謀殺了閱讀樂趣。

 

 

純方言的寫作會趕跑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說那種方言的人。

 

 

當然，個別寫作人可以用任何方式寫作，包括方言寫作，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忍得住寂寞。

 

 

可以說，除了北京方言外，其他中文方言文學從來沒有起來過。可以說，有的只是帶著地方色彩的書面語寫作，沒有大規模的方言文學風潮。

 

 

白話文書寫，作為當代中文書面語寫作的原生態，本來就是沒有單一標準的，並且一直是有限度的有著方言俗語入文，特別是北京方言俗語入文，然而更多是文言文入文，外來新詞入文，洋化句子入文，更不說網絡中文，嘻哈音樂中文等情況。

 

 

但是兩岸三地的中文仍有著很大的共通性，雖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或洋涇濱化至互不理解 -- 分裂主義是不成氣候的。

 

 

中文內部存在著差異和混雜，只表示了中文是活的、文化是活的。中文的轉變，也表示著操這語文的人的轉變。我們不能往後退，退到自己的鄉村的竹籬笆內，或退回大一統的鐵籠裡 -- 純粹主義也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應該包容、尊重，甚至享受，互相混雜卻有差異的中文書寫、搞搞新意思的中文。

 

 

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哈尼夫·庫雷西(Hanif Kureishi)有一篇小說的名字叫：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

 

 

沒錯，如果我願意，我歡迎甚至享受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但如果我不同意或心情不好，請不要硬將你的舌頭塞進我的喉嚨。

 

 

總結：中文從來都是在轉變中，不用過份擔心中文會分裂。

 

 

現在政治上，有所謂兩岸一中。

 

 

套到文字上，兩岸三地的中文是：一種中文，多種款式，可稱為「多款一中」，這情況下，方言寫作不可能急獨，標準中文也不必強求急統，最好是不統不獨，求同存異、只要承認一中，順其自然的等時間來搞定。

 

 

多款一中的意思是：從來就是混雜和多樣的當代中文，在一種想像中的所謂書面語共同標準下，並在白話文和普通話約定俗成的歷史發展軌跡、讀者的認受局限等多種制衡下，各地方、階層、族群、性別、世代、載體、以至個別寫作者，仍然可以有限度的作出 「一種中文，各自表述」。

 

 

(2005年)